何芳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和审美倾向的变化，到乾隆年间，清朝手工业已经发展成独特的清式风格。宁波、福州的漆艺，广东的嵌螺钿，山东潍县的嵌金银，安徽的木刻、镂雕，西藏的金属雕刻及镶嵌，还有北京的珐琅、漆器等，都为宫廷制龛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作手段。自清中期开始，随着供龛制作量的急剧增长，龛与像的从属关系开始出现失衡的态势，一些供龛的尺寸及工料投入甚至远远大于佛像本身，制作工艺上也更为奢华精致、不拘一格，而佛像制作却呈相反的态势。多变的造型和内容的复杂性使供龛愈加背离了作为装饰品的使命，于是逐渐“喧宾夺主”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艺术品。在佛龛中，多样化和程式化这对看似矛盾的两个极端恰好是宫廷艺术的外在表现，其内在特质则是在愉悦宫廷的同时为王朝统治服务。严格的程式是用来强调权力、尊威、等级与贵贱的，并非用以约束皇帝。随着集权统治的稳固，轻松浪漫和奢侈的新趣味则开始在炫耀权威和财富的同时蔚然成风。

奉职于清宫造办处的能工巧匠招募于全国各地，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彼此间经常切磋交流，所制的供龛也代表着当时手工业制作的顶尖技艺。皇室作坊材料充裕，且不计工本，因此当时制龛大量使用各种贵重材料，除紫檀木、花黎木、楠木等珍稀木材外，还有金、银等贵金属，以及红蓝宝石、青绿松石、珊瑚、珍珠、白玉、水晶、玛瑙、玳瑁、象牙、蜜蜡、沉香等装饰物。此外，造办处“钱粮作”还专门负责收集宫内外送来的橱、格、箱、匣等弃置小物件，对此皇帝均降旨“俱收贮作材料用”。其中大量作品被翻新，各地丰富的造型与宫廷豪华繁复的包装相结合，往往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震撼效果。

何芳指出，供龛的装饰题材除了常见的龙的形象之外，还有藏传佛教的“八宝”，及各种传统祥瑞名物等。如象（祥）、蝙蝠（福）、桃子（长寿）、葫芦（福禄、子孙连绵）、荷花、缠枝牡丹（富贵）、灵芝（如意）等，此外还有八宝卷云、如意云、流云、花卉纹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体现着不同民族的信仰、生活风俗和审美取向，它们如此完美地装饰于同一座供龛之上，于豪华富丽中体现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威严，这也是精工佛堂供龛所折射出的时代精神。